简介:小生产意识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是我国屡受挫折(如文革)和当前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风雨潇潇》是对小生产意识的反思性小说。情节是从小作坊起家的中大型企业未能克服小生产意识而导致破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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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小说《风雨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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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
. 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其目标是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之初,发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目标是从个人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针对历史上和解放后所发生的各种弊端的根源也应当来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把人们从封建的小生产意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小生产意识有那么严重吗?有!太有了!小生产意识(或者说是小农意识)是中国近百年来一再失误,并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总根源,因为小生产意识和以生产社会化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是不相容的。改革开放前发生的各种失误与弊病莫不与小生产意识有关,就是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都是小生产意识在无形中支配人们行为的结果。小生产意识在旧社会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后的表现从五个方面可简略地说明如下:
一、政治意识方面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在旧社会平民百姓幻想并依靠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进了官场就想事事专权。对上闹独立,对下想一手遮天。千百年来形成的"家有家长,国有国君,地方有民之父母官",儒家的"君,臣,父,子"关系的教育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官长、父辈要下面绝对服从并事事包办做主,下对上完全依靠。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使这种观念更为深化。个人靠工厂,工厂靠国家。解放初期,城市有一个歌谣:"小子小子你快长,长大进工厂,七天一休假,半月一开饷。病了有依靠,困难工会帮,吃香喝辣把福享。"工厂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包办。改革开放后,国家把企业推向市场,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国家对工厂的产、供、销都不管了,个人和企业都不知所措,不少企业破产。千百年来我国的家长对子女包办一切,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多大变化。现在不少孩子毫无自理能力。报上介绍,有一个离开家乡的女大学生要按照妈妈写的衣服编号与月份对照表来更换衣服的事,这虽是极端个例,也说明了父母包办,子女依赖的普遍现象,从上学、结婚、看护孙子,老人要包儿女一辈子,不少子女还要啃辛苦一辈子的老爸那点低得可怜的五、六、七百元的退休金。这和国外的18岁青年就要自立的情况相比,说明我国的意识与现代社会极不适应。
官民之间的从属关系也是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是常见的戏曲台词。解放后新编历史剧也有"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名句。这都反映了这种意识心态的延续。
自古以来老百姓就在"凡事忍让委曲求全"和"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这两个极端中行事,没有"理性维权"的概念,当然那时也没有理性维权的环境,只能幻想包青天。这两种极端行为是小生产意识在平民百姓中的一个政治特点。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农民造反起义的大事件。据历史记载,农军烧、杀极多,他们杀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是少数,大量的穷苦百姓死在乱军之下。在大规模群众造反的战乱中,往往要混入一些不事生产的投机钻营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成性。解放后的新中国,人们对于"理性维权"又有多少认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仍然继承了历史上这种小生产意识,虽然中央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那些投机钻营不爱劳动的混子,专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先锋。
"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quot;的观念是我国官本位的思想根基。知识份子进入官场以后,思想就迅速变化,权欲越来越大,古代的封疆大吏们对上闹独立性,对下一手遮天。解放后有些干部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强调集中。集无政府主义和一言堂于一身,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这种意识的延

  续。改革开放后从一言堂发展到一支笔,这一支笔特别厉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是为所欲为,把国家财政当作他自己的钱袋子。一些单位利用罚款得来的小金库更是任其支配的资本,至于截流上级的救灾款、扶贫款,咬上几口唐僧肉的事也时有报导,甚至于工段长街道主任都有一支笔的特权。某个市委书记刚一上任就到南美、非洲去考察,说是去招商引资。她到一些不发达地区引什么资?再说这也不是她书记该做会做的事,说白了就是她利用权利先到一些不容易去的地方旅游,凡正以后去欧美、日本的的机会很多。一些进入官场的人权欲是没有止境的。据报导某个小小的市长也搞了一次本市检阅游行活动。他仿效国家领导人的姿势,手臂高扬,向游行的群众队伍致意,还模仿中央领导的声调,来个"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二、经济意识中的保守、自我封存闭和自成系统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人们津津乐道自给自足封闭的桃花园生活。解放后把这种思想完全继承下来。各单位都要办成自己配套齐全的封闭体系。在工厂除国家计划内的原材料、配套大件以外,其余的尽量由自己制造。在万不得已时才找人协作一下。当原材料紧张时,就要自建原材料车间。当国家分配的大学生不能满足需要时,就自办大学,不少工厂按上级要求,都自办了农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小商店等等一切设施,俨然像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各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
地方的封闭思想更为严重,总想建成本地配套的封闭体系,改革开放前,在报刊上年年要反大而全、小而全,就是反不掉。
改革开放后,虽然对社会分工生产协作以提高经济效益有了一定认识,但对于自我封闭自成系统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一些企业不计效果地搞设备引进,价值上百万元的加工设备,即使是一年只用一两次也要引进一台,使这种昂贵的设备常年睡大觉。有的厂只用少量铸钢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铸钢厂协作解决,却千方百计地申请搞了一个铸钢车间,说?quot;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该车间一年开工日不到10%,工人没事就打扑克。
改革开放后,各地方各行业自成系统的意识并没有消退。有的地方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大搞重复性建设,我国已经有了几大汽车集团,有些城市不顾本地条件也要上汽车制造项目,这完全是文革以前各地都要建成门类齐全自成系统思想的翻版。行业内资源不能整合利用,各家都另起炉灶,如各通讯公司都自建地下光缆设施,各家的光缆利用率极低,造成极大浪费,这些都是小生产意识自建封闭系统思想的反映。
报纸上披露,我国的六百多个城市就有180多个城市宣称要把本市建成国际性大都市,大建广场,拓宽马路,到处占用耕地建立开发区。这些不顾实际条件好大求全的思想造成了严重恶果。这是地方官员总想自成完整系统大而全思想造成的。
三、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与特殊要求。小农经济在分配方面形成了双重的思想意识。他们反对阶级剥削,又羡慕那些小康人家。一方面向往对地主们来一次均贫富的变革,又力图也爬上中产地位,发个小财。不但不希望同那些比他们更贫困的人们均贫富,而且有机会也想捞一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则要扩大自己的房产和田园,解放后这种思想不断扩张,平均主义大锅饭深入人心,以致发展到对任何一点差别都忿忿不平,长期执行脑体倒挂的分配政策。这种意识具有双重性质,他们对收入高的要求平均,对收入低的则强调自己供献大,工龄长,应该多拿,甚至于觉得高得还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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